葛吉夫与存在的觉醒：20世纪的苏格拉底

所谓“第四道” ，是葛吉夫通过游历和与古代灵性传统的接触而提炼出来的，它不仅是一种用头脑学习的体系，更是一种用肉体学习的体系，身体在其中舞动，成为知识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葛吉夫把自己比作当代的苏格拉底，一位哲学家，他不仅提出教条，更建立了一个能够动摇既定观念、开启内在转变之门的学派。他说，人类是受外部、行星和社会影响的机器，正因如此，他们必须学会舍弃自我，觉察自身的沉睡，并在新的觉知中重生。在政治和文化革命的时代，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以挑战传统哲学和灵性范畴的形象出现，他不满足于传授抽象概念，而是致力于彻底唤醒人类，迫使他们直面自身的沉睡状态以及彻底觉醒的必要性。他带着舞蹈表演和学习小组来到革命前的俄国，这并非简单的神秘主义事件，而是一段旨在揭露人为构建的虚假人格并鼓励出现能够协调理智、情感和本能的真实本质的旅程的开始。

他对学院派标准的摒弃以及他自诩为“神圣的骗子”，阻碍了他的思想渗透到主流哲学辩论中，尤其是在意大利，他的影响仅限于精神和艺术领域。然而，他教义的力量恰恰在于他能够将理性与情感和行动维度融为一体，避免将人简化为碎片化的、分散的自我。如今，他的许多洞见被神经科学所证实，这并非巧合。神经科学承认意识状态的多样性和自我的碎片化本质是构成心灵的要素。

他最显著的遗产体现在艺术领域弗朗哥·巴蒂亚托、基思·贾瑞特和罗伯特·弗里普的音乐耶日·格洛托夫斯基和彼得·布鲁克的戏剧，葛吉夫的思想在各种创作实践中找到了沃土，体验和身体层面得以容纳其最激进的教诲。然而，如果将葛吉夫仅仅视为一位艺术灵感的源泉，那就忽略了他思想的哲学意义。他的思想邀请我们认识到自身沉睡的状态，并踏上一条并非仅仅关乎个人，而是关乎全人类的进化之路。

葛吉夫的思想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解放不在于增加观点或追逐文化潮流，而在于进行一项整合理性、情感和本能的内在工作，使人类恢复成为他们真正自我的可能性。

在我那颇为独特的、井然有序的人生历程中，我“全然临在”之下形成了许多信念，其中有一条坚定不移：所有的人——无论其发展阶段、理解力如何，无论其个性中各种理想的激发因素以何种形式呈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处何地，都感到有必要在开始一项新的事业时，大声念诵一段人人都能理解的祈祷词，即便是最无知的人也能听懂。这段祈祷词的措辞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直到今天，它听起来是这样的：“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因此，当我即将踏上写作这样一项全新的冒险之旅时，我也以这段祈祷词开始，并清晰地念诵它，或者更确切地说，用古代图洛斯人的话来说，是“以高亢而庄严的语调”。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我内在完整存在中已形成并牢固扎根于其中的数据是否允许：也就是说，这些数据是在人性预备阶段形成的，并在日后我承担责任的人生历程中，决定了这种语调的性质和生命力。有了这样的开端，我可以放心——事实上，按照我们当代人对“宗教道德”的理解，我应该放心——我的新事业“一切都会进展顺利”。简而言之，这就是我的开端。至于其他的，我只能对盲人重复一遍：“走着瞧！”

别西卜给孙子讲的故事：
对人类生活的客观公正的批判 

在现代性广阔而又常常令人困惑的视野中，各种声音交织重叠，确定性似乎消融在转瞬即逝的观点海洋中，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脱颖而出，他既严厉又具有解放意义，提醒我们认识到，人类生活不能简化为一系列机械的动作和无意识的习惯，而是需要不断觉醒，需要一种完整的临在练习，这种练习涵盖了存在的全部，并恢复了我们所拥有的生命的尊严。

他的哲学远非一个封闭的体系或被动学习的教条，而是一段旅程，一个需要自律、自我观察和觉察自身内在沉睡状态的能力的转变过程，从而勇敢地踏上通往觉醒意识的艰辛征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葛吉夫提出的并非外在的道德准则，也不是一套必须遵循的、符合抽象理想的规则，而是一种植根于个人责任、贯穿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其中每一个举动，哪怕是最简单的举动，都可能成为唤醒和召唤神圣的契机。

人及其不可或缺的存在

他提醒我们，如果人不努力提升自己，他就会成为自动行为的囚徒，使他像机器一样，无法做出选择，也无法真实地生活；但如果他接受内在努力，致力于将身体、思想和情感统一起来，达到动态平衡，那么他就能获得那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完全地活在当下。

因此，他的声音至今仍回荡着，既是警告，也是承诺：警告我们不要被分散注意力和惰性所拖离自我，承诺我们即使生活充满变数，也能充满激情和觉知地生活，只要我们有勇气在每项事业的开始，发出一个祈祷，这个祈祷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性的公式，而是觉醒意志的切实标志。